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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奇迹而不是传奇。庸俗者千方百计通过稀奇古怪的故事吸引读者，自以为很刺激，其实不过是一个平庸的俗套罢了。没有任何的奇迹发生，永远是艺术的劣等品。借用一句老话：好小说就是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所谓情理就是客观环境下人物的性格，意料就是读者的想象。好的小说永远是奇迹，读者永远不会想到最后一刻发生的事，这就是由物质到精神的人性升华。黑暗可以使人深刻，但只有光明才能感人。杨显惠的中短篇小说集《夹边沟记事》中，就充满了这样的人性奇迹，多少人为之震撼和感动。在总共14篇小说中，杨显惠只有两次写到“性”，一次是在《李祥年的爱情故事》中，男女主人公历经19年的生离死别，终于相见了，做爱了，做了整整三天三夜，为漫长的痛苦和爱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没有一句有关性器官和性感受的描写。这一爱，既是对人性心灵的巨大补偿，也是向黑暗和不人道的社会发出的呐喊，让人撕肝裂胆。另一次是在《不知道他是谁》中，杨显惠写到了“性”：1969年春天的某个傍晚，某农场文艺队到连队演出，原计划在演出完毕后，宣传队返回场部。结果结束很晚，汽车却抛锚了，宣传队员们只好各找朋友过夜，呼啦一下全散了。年轻漂亮的女演员李静惠恰好上厕所，而且去得时间长了点，回来时已空无一人，她扯着嗓门都喊哭了，仍然空无一人。她只好硬着头皮去敲地窝子前边的门，结果都是男宿舍，没人愿意理会她。后来遇到一位男知青，说他的房间只有一个人，他愿意把床铺让出来，自己到打麦场上露宿一夜。这种高尚的行动让李静惠很感动，头脑一热，就说你睡地上，我睡床上，几番争执，双方终于都睡了。地窝子里真热，蚊子还特别多，半夜里双方都睡不着。黑暗中，李静惠说：“要是实在咬得厉害，你就到蚊帐里来睡吧。”黑暗中，那个高大英俊的身影摸上床来，床太窄了，彼此都能碰到胳膊和腿。几番思想斗争，双方终于搂到一起，她下意识地喊了一声：“我的前途!”紧贴着她的那个身体颤抖了一下，掀开蚊帐，开门走了。天亮的时候，房间里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有一束太阳光从天窗照了进来。这就是小说，把人性的复杂和时代的残酷揭示得清清楚楚，引发读者无尽的遐想。

生活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太艰难了，它带着那么多的失望、痛苦和难以完成的工作。解决的办法有三种：一、忍受和逃避——池莉、王安忆们用的就是这种办法，所以她们的小说中没有一点亮色；二、陶醉——它可以使我们在痛苦面前迟钝和麻木，像一头苟活的猪，余华小说里的人物就是这种精神状态，我们看到的只有余华那双冷漠的眼睛；三、反抗和超越——俄罗斯的作品大多是这样，他们勇敢地面对苦难、承担苦难，并向一切不人道的环境挑战。众所周知，犹太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就是一个“泛性论”者，人们误以为他也是一个苟活者，用性生活的自由和感官刺激来消解苦难。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他劝告人们必须努力克服一切欲望和单纯动物需要，欲望越多，失望越多，痛苦就越多。他说，性的行动会使人堕落的，会污损精神和肉体的。他41岁时，本人就自称完全没有性活动了。超越了性，超越了动物性，生命就实现了升华。池莉常常徘徊在形而下的性深渊，不能自拔，所以不可能获得艺术的升华。

就是这个弗洛伊德，在给未婚妻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芸芸众生发泄他们的冲动（纵欲），我们则剥夺了自己。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完整。我们为什么不酗酒?因为酒醒后的不适和羞愧，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不快’，它超过酩酊大醉的欢乐。所以，我们的努力是更多地考虑怎样避免痛苦，而不是怎样产生欢乐。如果这种努力获得成功，剥夺自己的那些人就会像我们一样，为了生死而限制自己，忍耐着贫困和相互之间的慕念，以保持自己的忠诚，决不向命运的残酷打击屈服。每当我看到人们尽情纵欲，置一切严肃于不顾，我的内心万分悲痛，因为那是浪费生命。”

池莉们如此地陷落在欲望的凡尘，讲一些平庸的故事，在刀尖上跳舞，既无聊又危险！

伪平民立场和自我克隆

对于池莉的批判，早在2000年文学博士李建军发动直谏陕西文坛的活动——批评贾平凹和陈忠实时，就有人搞过了。李建军成功了，武汉的评论家刘川鄂们却莫名其妙地失败了。池莉何许人也，这样有人保护和青睐这样的“超级市宝”。但是，其后的批评活动仍不绝于耳。不妨请看：

警惕媚俗倾向　呼唤真诚品格

2002年7月11日，《文学报》发表该报记者俞小石的报道，指出：

“一些青年作者在作品中极尽描绘老板大奔、豪宅美女等奢靡浮华、生编硬造的所谓‘都市生活’，有识之士对此深感忧虑和不满，同时发出呼吁——警惕媚俗倾向，呼唤真诚品格。”记者了解到，他们对题材的选择是以他们对市场的判断而做出的。记者发现编辑们对此大都不以为然，认为那纯粹就是作者自己的白日梦，是作者对那种生活近于庸俗的幻想和艳羡，可以说根本没什么价值。《收获》编辑叶开告诉记者：“新时期以来，文学开始尊重个人经验的表达，越来越多样化和个性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文学的社会性，也不意味着放任文学在流行文化前丧失自己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流行文化标榜的‘个性’正在成为最没有个性的东西。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对流行趣味保持警惕。”记者得知诸多学者认为：“这不仅仅是青年作者的问题，也出现在一些知名作家身上，反映着整个社会文化环境里的一些问题，是以想象的方式去占有他们认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是一种‘装扮表演’。文学应该是‘乳汁’而不是‘软饮料’，‘软饮料’太多，一些知名作家应该负更大的责任。”

2002年7月6日，《文艺报》发表柏定国的《媚俗的文学从不关怀基层民众》一文，认为：“进入9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的‘小市民’及其代言作家以极具解构力的市场话语把煽情的批判性动机颠覆了。于是，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连80年代那点表面的政治批判思想也消逝了，基层民众的命运和苦难更为无声地隐忍于作家们的盲点之中。……小市民意识的独特表现：经济上惟利是图；政治上回避现实苦难；文化上‘躲避崇高’。日常生活中金钱成为衡量是非好坏成败的标准……小市民以其无往而不胜的意识形态力量，正一点一点地腐蚀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包括一切能涵养社会正义的思想。……我们的作家在面对‘沉默的大多数’的基层民众和强势的小市民时，更多时候是青睐于后者。作家更愿意成为小市民的代言人，而不再关注基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并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王朔们及其‘痞子文学’、何顿们及其市民文学、苏童们及其新历史主义文学、林白们及其新女性文学、池莉们及其新写实主义文学，乃至等而下之的众多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都有这种倾向，只是程度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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