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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功。在回来的路上，我得到消息，尽管浸礼会对我在官员和文人学士之间开展的工作表示赞许，但他们并不同意我建立任何学院，因为他们认为，英国教会不会准许把传教基金派在这个用场。计划遭到否决，我开始考虑离开浸礼会。听到我可能离开浸礼会的消息后，仲斯先生立即给我发电报，说他立即到北京来，在他到达之前我不要对自己的去留做任何决定。我们见面后，他请求我和他一起回山东工作。经不起他再三恳请，九月份我同他一起踏上了回山东的旅途，打算同那儿的朋友们商量一下。在山东，我同所有教友见了面，直截了当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说如果我回山东工作，我将在济南建立一所教会学院，需要教友们的大力支持，到时候他们应当接受我的管理。像在山西时一样，我向同事们声明，我不想限制他们的自由，也不希望我的自由被他们限制。众所周知，在国内，两个牧师在一起工作是很困难的；而在国外传教时，一个传教区的十多个人在一个牧师职位上工作则绝对是行不通的。必须进行工作分工，每个传教士都应当是自由的，为他自己领域的工作负责。回到北京后，我继续撰写自己的书《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12　在山东染上热病，胳膊麻痹1889年5月，我转到天津，6月份，又回到了山东。那一年，山东又发生了一次饥荒。此前教会筹集了一大笔救济金，鉴于我在赈灾方面的长期工作经验，我被邀请在济南附近州县协助赈灾。通常情况下，饥荒总是伴随着热病，患病的人往往成千上万，并且死亡的比例很高。这一次我被传染了，并且病得不轻。科特曼（）医生——他是美国长老会在济南的传教士——担心，如果我继续留在济南，会挺不住，因而他安排人用担架把我抬到了邹平，夜里赶路，白天则睡觉，以避免炎热。在那儿，我恢复得不错，得以前往青州府。在我的健康彻底恢复之前，山东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被要求参加。在会上，我的教育工作方案得到了同事们的赞同。大家给英国浸礼会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所有十二名传教士都签了名。会上，大家还建议我10月份搬到济南来。然而，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尚未结束时，我的右胳膊患了风湿性麻痹——这是灾荒导致的疟疾类热病的一种常见继发病，痛苦得很。这使我在青州不得不逗留了一段时间，一时无法返回天津。同时，我的妻子也一度病得很重，有所恢复后遵从指令去了烟台，以求在海边的空气中恢复健康。这个夏天，我前去同她相会，为了恢复健康，在那儿一起待了三个礼拜。但我的右臂恢复得很慢。回到天津后，我决定开始为回山东工作做准备。我们都认为，浸礼会委员会肯定会同意我们各位同事全体一致的申请。我把所有的箱子都捆绑好放在走廊里，准备启程。这时医生来了，对我说：“你别想走了，你不适合在陆上作这样一次长途旅行”。同时，他声称，如果我们去了济南，在那儿度夏，我的疟疾病肯定会复发，并且会导致更严重的麻痹。因为身体还远远没有恢复，我的所有信件都是由妻子代写的。通过口授，《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一书的写作也在继续。同时，我们在天津等待着来自浸礼会委员会的答复。13　委员会拒绝了我们的方案，1889年浸礼会委员会没有接受山东教友全体一致的申请，再一次驳回了我们关于建立一所基督教学院的方案。委员会的一位成员提出了抗议，说，在他为浸礼会服务的整整二十年里，还没有遇到过相同的例子，来自于一个传教区的全体一致的申请被驳回。随后，贝尼斯先生来信，说，委员会不能接受山东传教士的方案，他们催促我回山东，接受其他传教士所采用的传教方式。驳回申请的信件于10月份抵达。14　参加上海传教士大会1890年5月，第二届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第一届举办于1877年）。我应邀为大会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论基督传教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由于参加赈灾工作，我没能参加第一届大会，这一次能参加很兴奋，好些日子之前就一直期待着。在论文中，我呼吁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政府，在那些可称为中国的蓝皮书的书籍里，印刷和传播对基督教会的最无耻的诽谤，并且那些出版于二十年前的书籍又推出了更便宜的新版本。我指出，在我看来，我们正坐在火山口上。我预言，一场针对外国人的迫害即将大规模爆发，因而应当立即推举一个委员会，上书皇帝，说明基督徒的真实目的，请求皇帝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对基督教的中伤。与会的很多代表认为我对社会现状的看法过于灰暗，但经过讨论，还是决定推举一个委员会向皇帝进言。不幸的是，我的预言被证明是绝对正确的。就在那个夏天，长江流域发生了许多迫害基督徒的事件。我去了武昌，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他采取措施制止对基督徒的迫害。但他对这种事不感兴趣。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编辑中文报纸

15　编辑中文报纸回到天津后，我把这个问题摆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面前，请求他结束针对基督教的各种恶毒的宣传报道。但他没有采取行动的心思。此后不久，1890年7月，通过这位总督和我的几个私人朋友，我获得了一项任命，成为一份名为《时报》中文报纸的主笔。我马上接受了任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因缘巧凑的机会。就中国改革的许多课题，我写了一些文章。每周我还出版一份特刊号，在上面，我以图表的形式比较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在人口、铁路、电信和商业等领域所处的相对位置。事实证明，这种图表是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倡导改革的最强大力量之一。我还发表了一些社论，讲述日本是如何进行快速改革的。为此，一些来自日本的参观者到报社向我表示感谢。不同地区的中国学者，在读过我的社论后，同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张之洞从武昌发来电报，要我把报纸直接寄给他。那一年，现今的俄国沙皇——当时还是皇太子——来到远东地区出席西伯利亚铁路的破土典礼，表示希望访问北京。中国的官员们对此感到惶恐不安。为了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几个礼拜的时间里，我在《时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介绍欧洲王室成员之间相互访问的情况，指出这种互访极为有利于和平和善意的达成，呼吁中国的皇室成员也以同样方式出国访问。16　理查德夫人的天津妇女读经班1890年，因为天津的美以美会缺少人工，朱维尔（）小姐请我的妻子在冬季里负责一个50人的妇女读经班的培训工作。前一个冬天，她在一个为中国妇女开办的班里帮忙，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妇女们来自于这个国家不同的地区，到天津来接受培训。我妻子和班上的妇女们一起摘录了《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一书的纲要，在一幅巨大的地图上，指出基督教是如何从一个国家到达另一个国家并最终遍及全世界的。她从经文中选择了一些适合的内容，每天以亲身践行的方式介绍给学员们。尽管学员们的智力水平和天生的性格各不相同，她们的虔敬和真诚却无一例外地深深打动了她。不仅如此，整个冬天，她们之间没有发生哪怕一次最简单的冲突。春天到来时，她们回到了距天津数十至数百里不等的各自的家乡。临别时，理查德夫人告诉她们，通过在她们村庄其它家庭的面前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她们，上帝把她们选做了他的使者，要她们为她们身边的人们带去巨大的欢乐。秋天到来时，传教士们去山区作了一次福音传播之旅。听说妇女读经班的一个学员自己发展了50名向教者，而另一位学员发展了至少100人。这使我妻子感到非常高兴。这证明了那个已被无数次证明了的事实：在发展教徒方面，当地人能对他们的同胞发挥更好的影响。17　浸礼会的代表1890年10月，英国浸礼会派出一个代表团前来中国，代表团由浸礼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布里斯托尔的理查德·格劳沃（）博士和伊普斯威奇的W·莫里斯牧师两人组成。这是前来访问中国传道团的第一个浸礼会代表团。到达天津后，他们全面展开了工作，访问了山东和上海。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我脱离浸礼会传道团的主要原因在我自己这里，接下来做的工作似乎是想在我和我的教会同事间达成和解。但他们发现，我和山东的任何一个同事之间都没有什么分歧。18　来自上海广学会的邀请　　　　1891年5月，广学会的创建者威廉臣（）去世，上海的教会委员会邀请我做他的继任者。在对报纸的巨大影响力有了切身经验之后，我对在中国开展文化工作的价值深信不疑。我的答复是，如果浸礼会传教协会能像联合长老会支持威廉臣那样支持我，我将非常高兴地接受邀请。经过两位代表团成员搭桥牵线，浸礼会协会答应支持我三年。这样，在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天津《时报》主笔的工作之后，我于1891年10月转到了上海。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威廉臣创建同文书会

1　威廉臣创建同文书会1887年，于1884年创办于格拉斯哥的“中文宗教书籍会”（）宣布解散，继而成立了同文书会（），继承了原来的印刷厂和其它一些由“中文宗教书籍会”的发起人慷慨捐助的资产　。同文书会的创办者是法学博士威廉臣牧师，初到中国在烟台时，我就认识他了。他为学会确立的宗旨是：在中国以及她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广泛传播基于基督教原则的西方学术，在熟悉当地人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以中国人的立场著书立说，使之适宜于引导和提升民众，尤其是通过影响其更有知识和领导能力的阶级，引导和提升民众。1889年，在中国的新年期间，一份名为《万国公报》（又称《时代观察》）的月刊开始发行，同时出版的还有一份中文的《儿童报》　；前者的主笔是林乐知（）博士，后者则是D·S·莫瑞（）先生。1890年，由于缺少经费，同文会放弃了她的印刷厂，把它卖给了汉口的“苏格兰全国圣经会”。1890年8月，威廉臣博士在烟台令人痛心地辞世。“威廉臣先生那魁伟的体格正是他多方面的卓越智能的标志。从他那令人眩晕的高处，他的视力似乎到达了他所渴望的遥远的尽头。他希望广学会　的成功成为他漫长一生的荣耀的王冠”。这是广学会托管财产管理人之一、贾丹－马克森有限责任公司的约翰·麦克格莱特（）先生所作的评论。2　在广学会开展的其它方面工作在1891年10月我到来之前，沪港银行的C·S·阿迪斯先生（现在是查尔斯·阿迪斯爵士）是广学会的代理干事。直到1909年离开中国，他一直留任协会的副会长。他那富有睿智的建议和积极主动的工作热忱使广学会受益非浅。从1888年起直到1911年去世，罗伯特·赫德爵士一直担任会长。在我进入广学会的时候，会里只有我一个人全职从事文字工作。《万国公报》（《时代观察》）的主笔林乐知博士是美国南方监理会开办的英华书院（）的院长，只能将他的业余时间用于这份月刊的编撰。正是从这份刊物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获取了大量有用的知识。对中国人来说，在有关他们社会进步的任何事情上，他都是一个善意的忠告者；而不论《万国公报》传播到哪里，都会普遍引起对传教士和外国人的友好感情。他逝世于1907年5月。1911年，美国监理会他们继续同广学会的合作，准许A·P·伯驾博士拿出部分时间从事广学会的文字工作。当威廉臣博士在上海刚刚开始同文书会（广学会）的工作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一个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博士——的帮助。花之安是中国文学的最卓越的学生，用德文、英文、中文撰写了多种著作。他体形魁梧，富有那种不动声色的幽默感。在1890年召开的第二届基督教全国大会上，他应邀撰写了《中国古典的基督教解释》一文。多年以后，一个朋友问他：“很多人都希望拜读你的《中国古典的基督教解释》，这篇文章在哪里呢？”用一种缓慢、低沉而又严肃的语调，他答道：“在墨水瓶里”。当有人问他从事什么工作的时候，他回答：“我忙于同中国人的心灵交谈”。近年来，花之安独立主持广学会的工作。1899年秋，他在青岛英年早逝。他的主要作品《自西徂东》是一部论述人类文明的巨制，意义重大。在书中，他对基督教文明和中国文明进行了比较。该书出版于香港，经花之安先生同意后，由广学会重印。1893年，独立传教会的安保罗（）来到中国，参与了花之安先生的工作。他还被纳入了广学会的委员会。在1895年秋到96年初我在北京期间，以及在96－97年我休假期间，他实际上是广学会的总干事。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热情洋溢，永远有满脑子的改进工作的新点子。非常遗憾的是，他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健康，因而不得不过早地提前退休回家。从1895到1898年，南京基督教差会的卫理（）博士接手了《中西教会报》，卫理夫人在文字工作上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第一个工作计划

3　第一个工作计划在这里，把我在1891年广学会年度工作报告中所提到的战略规划方案作一个摘录，想必读者会感兴趣。“在对赈灾的呼吁的应答中，中国内外的外国社团不止一次地表现了他们的慷慨；但是，鉴于导致灾荒的许多本可避免的原因由于人们的疏忽依然存在，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帮助中国的最好方法，就是推进广学会所追求的启蒙工作。我们不能梦想在整个帝国内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那将是各个省政府的职责，当它们对自己的需要有所了解并知道如何去满足这种需要时，它们会有所动作；我们也不能企图结识帝国的所有高官；我们更是远远不能接触每一个读书人。然而，帝国最重要的行政官员、各省学政、县教谕、书院院长以及部分一般读书人，还有他们的子女等（估计有44，036人）”下面是我设想的方案：1开办一份针对高级阶层的期刊，像克斯尔公司出版的《大众教育家》那样，系统地涉及、讨论有关课题（幸运的是，林乐知先生可以承担主编工作）；2发行丛书和系列小册子，揭示教育和宗教的发展对于工商业、对于国家所有领域的进步所具有的意义；3设立奖金，授予中国人所写的、有关社会进步和民众启蒙的各种课题的优秀论文；4呼吁、鼓励其它一些有益于民众启蒙的措施，如开办讲座，设立博物馆、阅览室等；5在各个考试中心（省会）建立书报销售点；6特别的，要在各个方面争取中国人的合作，使他们建立组织，从事于推进学术进步；7在举行考试的每一个考场，广泛宣传我们学会的宗旨和目的，因为居住在遥远村落里的那些最优秀的学者都会参加考试。通过这种办法，使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感受到我们的影响。4　扩大影响的计划1892年，我给在中国的一些有名望的传教士写信，请他们提供一些他们认为对中国人最重要的题目，以便用于翻译。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和强化广学会的社会影响。根据大家的建议，我拟出了一个包括70个题目的单子。有二十多位朋友，都是富有学养的传教士，答应就其中的一些题目著书立说；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乔治·哲美森（）先生，慷慨地承担了法律方面书籍的写作；我在海关的朋友也就一些专门问题写了文章。还有，广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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