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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第1页）

&esp;&esp;奏为整顿吏治，现将道府厅州所有各项陋规，一律酌改公费，以端仕习而维政体，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维国家设官，大小相维，非也。近世仕习日坏，吏治日偷，其贿赂潜通者，或当慑于公，益怵于人言，而不能公然婪索。具有明目张胆，昌言不讳，与之而俨为成例，取之而不觉其非者，则莫如收受陋规一事。查直隶道府并四路厅六直隶州，均有表率僚吏、考核属员之责，然惟直隶州尚有粮赋平余，其道府厅除廉俸外别无进款，禄入既甚微薄，而办公用度又甚浩繁，乃不得不取给于属吏。于是订为规则，到任有费，节寿有费，查灾查保甲有费，甚或车马薪水莫不有费。此等风气，大抵各省皆然，非仅直隶有之。虽相沿已久。不同暮夜苞苴，但平时既受陋规，即遇事不无瞻顾。设一旦见有不肖之属吏，为上司者欲破除情面，据实纠参，或往往为其下所挟持，不克径行其志。吏治之敝，所由来也。当此修明内政之时，必以整顿官方为当务之急。然平情而论，又必须先有养人之廉，而后可以止人之贪。使举所有陋规扫荡而廓清之，而不筹给办公之费，则一切应用之款均无所出，势难责其治理地方。现以国帑空虚，诚不能另增公费，莫如姑就旧有之陋规，作化私为公之一法。臣通饬道府厅州各将每年应得属员规费，据实开报，和盘托出，即按其向来所得之多寡，明定等差，酌给公费。拟定大顺广道月支银一千两，清河道月支银九百两，通永道月支银七百两，天津道月支银六百两，口北道月支银五百两，霸昌道月支银三百五十两，保定、永平、河间各府均月支银六百两，天津、正定、顺德、大名、广平、宣化各府，均月支银五百两。东路厅月支银二百五十两，南路厅月支银一百三十两，北路厅月支银一百一十两，西路厅月支银一百两。赵州、冀州、深州均月支银一百两。遵化州、易州、定州均月支银五十两。其各州县仍将向来应出节寿等项，一律径解司库，不加耗费，另款存储。道府厅州应支公费，按月赴司库请领，不准折扣，闰月不计。司库统计出入，如有不敷，另筹弥补。自此定章以后，道府厅州不准与所属州县有分毫私相授受之事，倘敢巧立名目，藉端敛派，及不肖州县设计馈献，尝试逢迎，均准随时据实禀揭。查实后按赃私例严参治罪。其別经发觉者，与受同科。如此一转移间，化暧昧为光明，廉吏既不病难为，墨吏更无所藉手。长官不必有额外之需索，自可洁己以正人；下僚不敢作非分而钻营，相与奉公而勤职。庶几大法小廉，而吏治可期蒸蒸日上。臣为端仕习而维政体起见，除咨顺天府府尹外，理合恭折具陈。

&esp;&esp;清军绿营防勇，向属有名无实。盖由饷项不足以养瞻，其兵丁多以窝赌架娼为生计。甚至暗通盗贼，坐地分赃，不但不能保卫地方，反为害民之蠹。袁亦上疏裁撤，移此饷项充办警察费。

&esp;&esp;清人迷信佛教，庵观寺院财产甚富，多为无用僧道所盘踞。袁世凯又上疏着改庙宇为学堂，收庙产为学堂经费。驱逐僧尼，招募学生，广行教育，化无用为有用。

&esp;&esp;直隶地方自遭拳匪乱后，民贫土瘠，凋敝不堪，至是百废待举，筹款为艰。而中国国家素无信用，自昭信股票有借无偿之后，民间更不敢再放债于国家。袁以款无可筹，只得仿照公债例，招募公债。遂妥订归还章程，疏请特颁明谕，取信于民。疏云：

&esp;&esp;查外洋各国，遇有军国要需，率皆临时募债，不分本国外国，而踊跃输将，常逾定额，固由国民急公好义使然。而最要关键，尤在上下相孚，绝不失信。中国历来办理公债，半由官吏，不务远图，鲜克践言，以致民闻公债，辄多观望不前。即或勉集巨资，亦率视为报效，不敢希冀偿还，只求取便一时，而于国民维系之机相去甚远。利国便民之政，转为误国病民之阶，臣诚私心痛之。今欲开募债票，宜自公家严守信实，俾民间便利通行，方足以挽浇风而示天下。然示信之道，非可空言，又宜预筹的款，备偿本息，无论何项，不得挪用。又准其交纳本省库款关税各项，随时皆可兑用。信如四时，令如流水，既易筹集，尤便推行。在国家无利源外溢之虞，在商民得子母流通之益，维持民心，恢张国力，皆在此举。经臣详酌中外章程，以取信便民为宗旨，就本次筹款，岁可得银一百二十万两，计可贷公债银四百八十万两，以一年按七厘付息，逐年递加一厘，分六年还清。以所筹之的款，备付本息，有盈无绌。其期限、数目、章程暨筹定款项，另缮清单，恭呈御览。抑臣更有请者，此事系属创行，计在久远，一或蹉跌，继后为难。中国积习，往往始事者备极艰辛，而当新旧代易之交，辄鲜后先规随之美。不以率由定章为难，即以推卸责任为事，号令不行，官民不信，断由于此。此项公债票，如蒙俞允试办，拟请降旨作为永远定案。并责成臣暨布政使、盐运使并继任之督臣等，倘有违改定章，失信于民者，照误国病民论，予以应得之罪。庶天下士庶知朝廷于公债一项实力信行，断无愆改，方足以俾助国用，收集利权。

&esp;&esp;疏上，奉廷谕云：

&esp;&esp;袁世凯奏拟试办直隶公债票一折，外洋各国遇有军国要需，临时募债，无不闻风踊跃。独中国办理公债，辄多观望不前。良由官吏不能践言，民信未孚所致。兹据该督奏称，开募债票，以取信使用为宗旨，洵为扼要。所陈筹有的款，按年付息，分年还本，发给票据，准其交纳本省库款关税各项，并随处皆可兑用。拟具章程，尚属周妥，着即准其试办。仍责成直隶总督暨藩运两司，无论现任接任各员，一体认真经理，实力信行。经此次奏准之后，作为永远定案，断无改易，倘该官吏违章失信，仍蹈前辙，或启弊端，定行从严治罪，决不姑宽。钦此。

&esp;&esp;以上数端，乃袁世凯政策中最显著者。然此数种弊害，诚中国切肤之痛，袁世凯能骤然改除，亦人所难能也。

&esp;&esp;时北洋新政，实有可观，袁即具疏奏闻，两宫亦甚欣悦。下诏奖袁办理之善，通饬各省一律仿行。于是各省有派员来直考察者，有派学生来直肄业者。而北洋新政遂啧啧称道于各行省。至于中国警察制度之施行，陆军之改良，科学之输入，固当排袁世凯为首功。以此三端为袁功业之最显者。

&esp;&esp;北洋政治锢习驱除，袁遂思大兴科学，凡具有科学知识，皆优奖重用，学者皆闻风兴起。明时局者，知空疏文字无益社会，弃举业入学堂，并游学外国者亦日渐发达。而日国教育家亦多热心，以中国来游学者多年华老大，使必循序渐进，则时不我容，于是特设法律政治速成科，择科学之精华，授中国之学生。袁亦极力提倡。厥后北京进士馆诸人，以及各省候补道府，更有清贵如殿撰夏同龢，尊贵如蒙古亲王，皆至日邦就学。其极盛时有四万人之多，于是中国之文化，遂大有勃兴之气象焉。

&esp;&esp;劾袁，有谓其谋为不轨者，有谓其权高迈主者，有谓其天下兵权在握者。相传劾袁之疏多至数十份，两宫皆留中不发，特命庆亲王示意于袁上疏辞去兼差，以息浮言。袁将宫制议定，遂回天津，疏辞各项兼差。疏上，奉旨云：“该督办事均尚妥协，现定改订官制，各专责成。着照所请开去各项兼差。钦此。”

&esp;&esp;先是，昨年十二月二十一三日。袁世凯曾上疏恳辞兼差，奉诏慰留。兹并录迩时诏旨于下，以资考证。旨云：

&esp;&esp;袁世凯奏请开去兼差一折，现在时事艰难，正资整顿。该督公忠夙著，任事实心，仍着统筹兼顾，妥为经理，以副委任，毋庸固辞。钦此。

&esp;&esp;观以上两诏旨，相距仅数月，一留一准。一则曰公忠夙著，任事实心；一则曰办事均尚妥协，何其迥不相侔也？究其原因，虽由顽固党之诋排，亦由袁之自取。盖袁此次辞差疏间有牢骚语。夫倡立宪即应辞兼差，乃为惟一之宗旨，至辞兼差而语涉牢骚，则人疑为揽权也固宜。且袁系首倡立宪之人，权限不分，乌能立宪？顽固党所以藉口者，皆职是故也。袁之不学无术于斯略见。或谓此种奏疏多出自其书记辈之手，虽然，使袁左右有人，亦何至于此也。

&esp;&esp;袁世凯本具有坚忍性质，虽迭经挫折，屡负毁谤，其宗旨仍不稍变。自辞差后，遂一意经营地方新政。首创审判厅，次立自治会，皆由天津试办为。其他一切立宪应预备事宜，无不首任其难，不辞劳怨。乃其左右之人则不然，审判自治，皆属在地方之范围，自应委任于府县，而凌福彭辈不知新政之谓何，乌能胜任？特迫于袁之命令，不得不立一名目，以欺蔽人之耳目。故袁虽雷厉风行，终不过敷衍塞责，至袁甫去任，其所创之各项新政，即败坏不堪言状，实由于用人不当，遂断送于小人之手。至袁所位置之人才，惟花天酒地，纳贿循私，无所不至，人皆谓今不如昔。岂知创办之初，即有名目而无精神，故至今百弊丛生，现象之坏，不堪设想矣。嗟乎袁世凯有办事之热心，无知人之能力，是又不得不为袁惜，更不得不为袁咎也。

&esp;&esp;弹袁，复上书于政府，并致书于世凯，劝其改行。书载《大公报》，顽固党即引为口实，列入奏章。清廷以袁胞弟竟有是言，亦为所动，故于撤袁兼差后，犹以为虑，又调袁内用。

&esp;&esp;军机大臣及外部尚书之时期

&esp;&esp;外部尚书之时期

&esp;&esp;免官与复出

&esp;&esp;至，王乃取决于张。张素谂项城机诈手段远出己上，并立枢府久之，恐受其倾轧，不如为先发制人之计，以去其后虑。于是历言项城跋扈状，王不能容物，聆张语欲杀之。张谓王甫监国，遽杀大臣，恐不足塞朝野士夫之口，弗若如其请而罢之，再图翦除良策。王然其说，遂有十二月十一日之上论。外间谓为请派大使以黜之者，尚非破的之论也。”（《袁世凯轶事》）

&esp;&esp;第二节安阳“隐居”

&esp;&esp;十一日，诏回籍养疴。公因项城旧宅，不敷居住，前在卫辉城外，购屋数十楹，即日契眷南行。宣统元年，春夏之交，公游览苏门百泉之胜，此地为宋邵尧夫、明孙夏峰两先生讲学之所，前清乾隆朝曾经驻跸。岁久，离宫别馆，鞠为茂草，惟清晖阁岿然尚存。公与徐世昌捐资修缮，旧僚闻风，争醵金协助。年余工竣，水木明瑟，亭馆幽深，俨然世外桃源焉。

&esp;&esp;五月，移居彰徳府北门外之洹上村。津门何氏先营别墅于此，公爱其朗敞宏静，前临洹水，右拥行山，土脉华滋，宜耕宜稼，遂购居焉。宅有小院，草创伊始，公莳花种竹，叠石睿池，点缀林亭，题名曰“养寿园”。公兄清泉公以偏废，自徐州道告归汴，公迎住西院，为延医调治，每值风曜暄和，兄弟扶杖同游，听莺钓鱼，颇极壎篪之乐。常弄舟小池，清泉公垂纶，公持篙立船尾。有好事者流传照相，遐迩请索，几无虚日。公生平一无嗜好，衣饰饮馔，初不请求。居官时，终日治事，僚属进见，则口与接谈，手仍批判。最恶贪渎之吏，劾治必严，其律己则甚洁也。归田后，出孝钦后所赐金，改缮亭馆，与宾僚赋诗为乐。其次子公子克文梓《圭塘唱和集》行世。所谓圭塘者，即公宅前横渡洹流之桥名也。公子十二人，长次两公子已出仕，三公子克良以下均在家塾读书，公延请中西名师，晨夕督课，功过赏罚，皆有定程。二年冬，清泉公捐馆，公痛雁行摧折，抑抑不欢者累月。时朝局纷如乱麻，明达之士，已知大乱将起，朝士多邀公出山，公默不应。三年八月二十日，公五十三岁诞辰，亲友治觞为公上寿，强而后可。不知鄂军起义，烽火照江，已先一夕，警报纷传矣。《容庵弟子记》卷四。

&esp;&esp;“袁既罢官，本欲归项城旧里，嗣因故宅不适居住，乃迁于彰德，出宦囊大兴土木。是地前临洹水，右抱行山，风景绝佳，不啻世外桃源也。每当风日暄和，袁偕其从兄世廉、弟世传扶杖河干，小步踯躅，或披蓑垂纶，俨然一退隐高士。有谓其在京供职之将领及军卒，凡与项城有密切关系者，皆托故辞职或退伍，陆续潜来彰德依袁。袁诘其故，则皆曰：‘吾侪向隶宫保麾下，感恩戴德，沦浃骨髓，然尔时似淡焉相忘。至公去后，继公而抚驭吾侪者，终不及公之深入人心。吾侪殆如孺子之失瞻依，公今放逐归里，吾侪安忍贪微秩而远睽颜色乎？’言已泣下，盖项城自小站练兵时，其对于部曲悉以权术的恩泽及人，以故士卒咸倾心效命。虽转任直督外，尚暇时恒招若辈温语抚循，故若辈心中第知有‘袁宫保’三字，并不知满清君主及国家也。袁闻众语，辄叹曰：‘尔曹既至，姑安之。’于是加以优待，凡将领薪资，咸按照其服务时支给，至兵士饷糈，亦如数予之。或拨田数亩，令其耕种，即以所得租金养赡其妻子。而从前司掌交牍者，亦闻风来归袁，咸畀以私家之记室，统计每月所需约三万余金，即于长芦余款匿报之二百万金项下取给焉。识者，可以知其蓄意矣。”（《袁世凯轶事》）

&esp;&esp;“袁世凯被载沣赶下台去，叫他回籍养疴。他并没回到原籍项城县，而是在河南卫辉府停下来，次年夏天再迁往彰德府。”

&esp;&esp;袁世凯在养寿园“彰德在太行山脚下，是京汉路经过的地方，交通十分便利。袁在城外洹上村筑有精舍，门前洹水流过，他架一小桥以通往来，题名曰‘圭塘’。他此时还不过五十来岁，却倚老卖老自称‘洹上老人’。他经常跟一批亲朋幕僚饮酒赋诗，刻有《圭塘唱和集》。有一天，他化装为渔翁，披上一件蓑衣，泛舟于烟波缥缈之中，特意拍了一张照片。他还作了一首诗，题曰《烟蓑雨笠一渔翁》，和者不乏其人。他把这张照片和诗集分赠给北京亲友。这些琐琐生活，看起来似乎无关宏旨，可是袁并不长于作诗，为什么下台后忽然要做起诗人来，还要拍摄这张怪模怪样的照片赠给亲友，当然别有深意。”

&esp;&esp;“他下台的时候，清政府派有武弁一人‘随身保护’。他知道他身后的这条影子是朝廷派来监视他的，因此特别加以款待，平日大鱼大肉，年节多加犒赏。这位武弁受了许多好处，在打报告时少不得美言几句，说他如何安于隐居生活，如何感激天恩，等等。袁觉得这样做还是不够的，于是又变戏法，一会儿装诗人，一会儿又装渔翁，以示闲云野鹤之身，并无政治野心。其实，这个大野心家无时无刻不在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他跟庆亲王奕、北洋军各级将领以及英国公使朱尔典等人的关系，始终保持不断。他的老朋友徐世昌以及谋臣策士杨士琦、杨度之流，经常跟他暗通消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在北京农工商部挂了一个右参议的官衔，事实上是他的‘驻京办事处长’。他家中设有电报房，经常跟各省督抚通电往来。他身边还豢养着一批幕僚清客，明里陪他饮酒赋诗，暗中替他出谋划策。”（《袁世凯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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